历史中的传染病疫常常与恶劣贫困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新冠病毒却与众不同，不难发现，爆发初期，疫情中心大多数是发达国家最富庶的城市中心地带。
城市化和全球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城市化的进程让交通成本大大降低，人才、物资、资金和信息的流动越来越快捷和密集。围绕全球超大规模都市群的“知识创造型社会”随之出现了。然而便捷和低成本的交通也方便了病毒在国家之间快速传播，对全球各国产生健康威胁。如今肆虐的疫情证实了这种常被忽视的风险。
为了探究疫情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我们从空间经济学的角度对疫情的分析。首先，我们想探究，在疫情初期（到5月中）为何感染病人多集中于美国东部和欧洲两个大城市群周边。其次，我们想讨论新冠疫情对全球化未来的潜在影响。
疫情初期的震中为何多为大都市
1990年代初，保罗·克鲁格曼、Anthony J． Venables和本文作者之一藤田昌久在“开创空间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时，曾经设定了两个具体目标”（Fujita，1999）。首先要解释美国东北部传统工业带为何能在知识经济大行其道的今天仍然繁荣昌盛。如下图所示，美国东北工业建立于19世纪后半叶。其形状很像一个平行四边形，轮廓是由波特兰、巴尔的摩、绿湾和圣路易斯等城市连结而成。
第二个目标是在欧盟一体化让人才、产品、资金和信息在欧洲的自由流动成为可能后，绘制出新的空间经济版图。下图中间的深色区域形如香蕉，常被称为“利物浦——米兰轴区”或“欧洲热香蕉”。它覆盖了欧洲人均GDP最高的经济中心地区。
从北至南，这个超越国界的超级城市群囊括了利物浦、伯明翰、伦敦城市群、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卢森堡、莱茵地区和德国南部、法国阿尔萨斯地区、瑞士和意大利北部的伦巴底大区。米兰到伦敦的距离为1300公里，几乎与纽约到芝加哥相同。因此从空间上看，“利物浦——米兰轴区”和美国东北工业带的面积相当。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不难发现东北工业带和利物浦——米兰轴区都有城市成为疫情爆发的中心。在美国，东北工业带内的5个州——纽约、新泽西、伊利诺伊、马萨诸塞和宾夕法尼亚，这些地区人口占美国总人口不到20%，然而感染数却几乎是全国的一半。
三月初，美国的疫情最开始爆发在华盛顿和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很快疫情就席卷全美。到五月中，所有主要的疫情中心都集中在东北工业区内。进一步聚焦，纽约州的人口不到全国的2.6%， 却有13.1%的感染人数。在欧洲，伦巴底大区的人口只占意大利的16.6%，感染数却超过37.6%。疫情高度集中于繁华的城市区域成为2020上半年新冠疫情的一大特征。我们不禁反思，难道城市化会助推疫情的传播？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问这样一个问题：在ICT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城市生活为何还让我们趋之若鹜。
全球化时代的疫情传播
在如今的知识经济时代，最核心的活动是知识的交换以及创造。尽管通讯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在3C环境中——密集（Crowed）、近距离（Close-contact）和封闭空间（Confined and enclosed spaces）——面对面的沟通交流仍是在隐性共识的基础上形成合力的必要环节。因此，在知识创造型社会中，ICT技术无法替代面对面沟通，而是互为补充。
不仅仅在商业会议和科学研究中如此，在大部分城市活动中，例如教育、现场表演、在酒吧和餐馆的聚会，这些活动都需要面对面的互动。大城市高度集中的人口，更激发了更多在3C环境下的社会和经济活动，从而形成正向循环，推动城市不断发展。然而同时，这些活动也客观助推了病毒在城市中的传播。
全球化加剧了这一风险。人员、商品、资金和信息跨国界的自由流动进一步加剧了特定地区的经济活动集中度。美国东北工业区和利物浦——米兰轴区全球创意产业最活跃的地区。而武汉则是中国主要的制造中心之一。
作为全球商业网络和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城市成为大量国际和国内旅客的目的地。由于大量的人员流动，在3C环境下易于人传人的新冠病毒可以经由这些地区，轻易跨越国境。
全球化也促进了国际移民。无论是在纽约华尔街、还是米兰、佛罗伦萨的奢侈品工厂，有大量的所谓“必要工人”在这里工作。其中大部分工资较低，且多数是外来移民，其中包括大量非法移民。由于这些城市高昂的租金和通勤成本，这些工人大部分居住在城市边缘的贫民区，通过拥挤的公共交通工具上班。这些工人糟糕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成为3C环境下易受到病毒侵袭的高危地区。
一个世界，中美两级
综上所述，尽管全球化代表了文明进步的程度，但在客观上加速了病毒的传播。许多国家采取紧急措施，关闭国境线，限制国内人员流动，以遏制病毒的传播。其结果导致，我们不得不面临一种新的人员、物品、资金和信息流动的方式。人员跨境流动的成本急剧上升，物品和资金的流动也变得充满风险，只有网络信息交流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活跃。当疫情逐渐消退，各国都会逐步恢复经济活动。问题是，全球经济会从现在高度碎片化的状态重返疫情前的常态吗？
我们提供了疫情后全球化的两种情景预测。第一种情境下，由于担忧必需品供应链再次遭遇剧烈冲击，富有的国家选择将这些供应链迁回国内。这将成为全球化倒退趋势的重要标志。
第二种情境下，全球经济慢慢适应与病毒长期共存。其中一个关键的挑战是推出革命性的ICT技术和设备，从而减少面对面接触，增加远程会议的同时，尽量降低远程沟通在有效性上的损失。此外，建立一个稳健的全球医疗和制药供应链是另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当然，现在判断哪些问题是临时的，哪些问题是长期的还为时尚早。但可以确定的是，与病毒共存的巨大挑战将创造大量创新机会，有可能成为重新激活全球经济的契机。正如英国历史学家Toynbee所说：“文明的兴衰在于是否能成功地应对各种挑战。”，全球化能否成功转型也系于此。要用创新的方法解决全球问题，最好的方式是通过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
不幸的是，在全球合作机制失衡之时，新冠疫情趁虚而入。如果国际社会无法恢复有效协作，在疫情后重建全球之路将遍布荆棘。
要修复全球协作，我们首先要解决全球化带来的两个挑战，它们在本次疫情中尤其凸显出来。首先是各国之间在一体化进程中的不平等问题。移民问题、经济和社会条件的极端差距是病毒在城市地区爆发性传播的主要原因。
如下图所示，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之前，欧盟成员之间的不平等已经存在，随着一体化加深，不平等问题也越加凸显。单独国家缩小差距的努力效果寥寥，只有各国在财政政策上的协作才能产生更大的成效。今年7月，欧盟达成了史无前例的协议，通过了德国和法国的提案，发行欧盟债券，来帮助各国在疫情后恢复经济。尽管遭遇英国脱欧和民粹主义抬头的挫败，欧盟债券的发布将进一步推动欧盟一体化进程。
第二个挑战是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东亚地区从全球化中受益匪浅。其中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而美国中产阶级失去了大量制造业工作岗位。不少人预测中国的GDP将在2030到2060年之间超越美国，比这个论断更令人惊讶的是，中国在科技霸权上的竞争已有逐渐领先对手之势。
在疫情后的世界中，通讯业的未来将取决于美国与中国在5G上的竞争。最近《日本经济报道》报道，华为手机中美国制造部件数量已经从11%降至1%。而中国制造的部件比例从25%提升至42%。这是由于美国政府禁止华为从美国公司获得基础产品，华为因此进行了战略上的巨大调整。中国正在加速建立自己的技术平台。
数字革命最终可能将围绕两个平台为中心，一个来自美国，一个由中国领衔。其他国家，包括欧洲和亚洲各国，可以为两个平台同时提供技术、产品和服务，而不是分裂成两个相互隔绝的阵营。一个有多个平行平台的世界，将比单一平台的世界更加多样化。
世界历史不乏这样的先例，我们不要忘记，丝绸之路是公元7世纪到9世纪最繁荣的经济平台，它由两股力量所主导——东方的唐帝国和西方的萨珊波斯帝国。丝绸之路周边的大小王国跨越了6种不同的文化区——中亚、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东和欧洲都因此变得更加繁荣。
7-9世纪的世界和今天的世界有诸多相似之处。历史告诉我们，多级主导的国际秩序如果能尊重多样性和良性竞争，参与各方通过贸易连接彼此，相互学习，而非只顾自身利益，避免使用武力和霸权竞争，整个世界都将变得更加繁荣和丰富多彩。
藤田昌久：著名经济学家、空间经济学学的创始人之一，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教授在新经济地理学领域的主要合作者。
濱口伸明：神户大学经济经营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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