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这个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博士爸爸团”，制作的儿童防雾霾口罩已更新到第八代，甚至还在东莞建了一条生产线。
2014年至今，在没有广告推广的前提下，这群博士爸爸已卖出了10万只口罩。今年1月北京雾霾期间，他的库房再次卖断了货。
侯琰霖说：但他也说，让孩子戴上这样的口罩并不是成功，成功是能让孩子安全地摘下口罩。“我们要造一款酷酷的口罩，让孩子们可以尽情奔跑。”
爸爸的苦恼/
买了几十种儿童口罩
广告与实际效果相去甚远
2016年12月16日下午，北京中关村一座大厦的茶馆内，十几个人正谈论当下几款口罩的优劣。
其中一人拿着一款苹果大小的雾霾测量仪放进一款口罩内，几十秒，雾霾指数变为零。换成另一款口罩，指数降到一定程度后，却不会再降。
那款雾霾指数为零的口罩，就是侯琰霖和和他的“博士爸爸团”的产品。
2011年10月22日，网络大V、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发出一条微博：“妈呀！有毒害。”当天北京的空气质量指数是439，PM2.5指数为408。通过他的这条微博，许多人才知道了“雾霾”、“PM2.5”等词。侯琰霖也和很多人一样，从这一年开始关注雾霾。
2013年9月，国务院正式公布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这一年，侯琰霖的女儿三岁。为了增加孩子在户外的时间，侯琰霖当时搜罗了市面上能找到的几十种自称防霾的“儿童口罩”，但他发现这些口罩的广告效果与实际效果相隔太远。
侯琰霖说，买不到合适的儿童口罩，成了那时家长普遍的烦恼。
爸爸的选择／
“博士爸爸团”自己动手
耗资百万，方案改进160多版
能不能自己做一款呢？2013年11月，他把这个想法发到了微信朋友圈。看到侯琰霖发的朋友圈，朋友们深有感触，纷纷支持。
侯琰霖说，最开始是想约几个朋友一起众筹做口罩，供大家使用。但随着志愿者和关注者越来越多，这个原本为自家孩子做口罩的行动，变成了一项社会公益行动。
“最初整个团队有三四十人，来自各个专业，有材料科学的、医学的、设计的、心理学的，由于我的社交圈主要在高校，这些朋友大多都有顶博士帽。”侯琰霖说，在制作口罩过程中，每个人都主动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经过团队不断讨论，最终对儿童口罩的制作形成了一份共识——要充分考虑儿童的生理心理特点，要有深思熟虑的创新设计，要根据儿童年龄的不同阶段设计不同的口罩。
整个开发历时一年多，投入资金逾百万，设计方案改进160多版，“博士爸爸团”终于做出了一款孩子喜欢、大人放心的儿童防霾口罩。
爸爸的初衷/
口罩选用最好的材料
就是为了让孩子一见倾心
侯琰霖说，制作儿童口罩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用硅胶做成的基座和放在基座前部的滤芯。基座前部有块盖板，打开后即可更换滤芯。
“测试了400多种过滤材料，才终于挑出一款。”侯琰霖说，这款滤料价格昂贵，比类似滤材高十多倍，“但为了通透性，还是毫不犹豫的选择它。”
为了孩子愿意戴口罩，侯琰霖和团队还在外观上下功夫，请到了华裔玩具设计师Tony Yao。“所有的一切，就是为了让孩子一见倾心。”所有的口罩他们都试过，他们的孩子就是第一批用户。
在儿童口罩项目推进期间，不断有企业通过清华大学与企业合作委员会联系侯琰霖寻求合作，有的甚至开出投资两千万元、送30%股份的条件。
“企业希望价格卖高点走高端路线，从商业角度考虑当然无可厚非，但不符合我们薄利多销让每个父母都买得起的初衷，因此都婉拒了。”侯琰霖说，“在互联网时代，我们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人，做一款给孩子戴的口罩，其实是爸爸们应该干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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