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小时待命，一天100多个电话，每天加起来睡眠不足4个小时，赵建平每天穿梭于专家组会议、会诊、隔离病房间，和过去3个月的每一天一样。他说：“越是难的病例越是要用心。在担任湖北省专家组组长前，我首先是一位医生，我必须坚守在重症患者旁，与病毒战斗到底。”
这是自2019年12月底，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发现新冠肺炎疑似病例以来，呼吸内科主任、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专家组组长赵建平每天的工作节奏。
打起十二分精神撑起第一道防线
对赵建平来说，他的“战役”在2019年12月底就打响了。
“这两天收治的三位发热、肺部感染病人CT影像学特征非常特别，呈双肺弥漫性、浸润性病变，患者白细胞不高，淋巴细胞计数降低，还有夫妻两人先后发病的情况。”曾在2003年担任湖北省非典专家组副组长的赵建平教授，凭着多年的临床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判断这3位病人不同寻常，第一时间在科室下达了工作指示：“上报硚口区疾控，科室各病区注意排查有无类似病人！”“情况紧急，必须将患者全部进行隔离，实行集中管理。”
赵建平一声令下，科室立即行动。医院感染管理科现场指导设立隔离区域，护士长组织领取防护用品并进行防护措施的培训，严格按照要求启动标准二级防控，护理人员安排专班守护，清理家属，实行全无陪隔离管理……不到1小时，病人集中管理落实到位，医护专班守护人员落实到位，病人及家属告知沟通落实到位，医务人员、病人及家属情绪稳定。随后，12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人转至武汉市疾病救治中心继续治疗。
然而，病毒传播速度之快让人猝不及防。时隔不久，武汉多家医院均发现疑似病例，湖北省随即组建专家组。同济医院是全国排名前八、华中地区排名第一的综合性医院，赵建平所在的同济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又是国家重点学科、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临危受命，赵建平责无旁贷出任专家组组长，负责全省不明原因肺炎的诊治工作。
面对未知的病毒，他打起十二分精神，每日奔波于武汉市疾病救治中心（金银潭医院）、肺科医院、汉口医院等定点医院，对危重病人进行查房指导；每天接打电话上百个，常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才强迫自己休息。
从12个确诊病例上升至过万病例，每日疫情数字的变化都在催促着赵建平快一点、再快一点。1月22日，为了提高诊治效率，赵建平第一时间联系感染科、急诊科专家根据同济医院和武汉市接诊的第一批患者的第一手资料，制定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快速指南》。
自疫情初现，赵建平没有休息过一天，甚至连一个安稳觉都没睡过。他带领同济医院医护人员深扎一线救治患者，与国家派来的医疗救治专家通力合作，不断从医院层面、国家层面推进诊疗指南和救治方案迭代升级，至今共修订了五版的诊疗规范，撑起了防治重症新冠肺炎的第一道防线。
“我首先是一名医生”
赵建平从事呼吸科诊治已经有几十年的经验了，对呼吸疾病患者的痛苦感同身受。他不怕劳累，怕的是诊疗方案不够精准。
以是否使用激素、如何使用激素这一医学界争议较大的问题为例，经过详细回顾、对比分析，赵建平提出，对于新冠肺炎早期轻症病人，不建议使用激素，对于7~10天后如出现持续高热、明显呼吸困难、低氧血症，或影像学进展明显的患者可加激素。
一次，医院收治了一位70多岁的女性患者，入院时血氧饱和度只有70%多，上了无创呼吸机后，血氧饱和度也只有80%，持续两天，依旧无好转。按照以往的观点，这位患者应使用气管插管进行治疗。
但是，为了避免后续的并发症，赵建平一直守护在患者身边，慢慢地调试，加上药物、激素的使用，到第四天，血氧饱和度达到了90%-95%，到第七天，患者的血氧饱和度达到了98%，脱离了危险。
一例例鲜活的转危为安病例给赵建平带来了莫大的信心。“越是难的病例越是要用心。”赵建平说，“在担任全省专家组组长前，我首先是一位医生。”
治疗过程中，赵建平还提出，对于血氧饱和度情况不好的患者，用好无创呼吸机，配合小心调试药物，比直接气管插管更好，能有效地避免一系列的并发症，提高救治率。当然，用好无创呼吸机也需要正确把握“时机”，更需要患者的理解、配合和信任。
疫情防控期间，赵建平不放过身边任何一个疑难重症，积极实施自己的治疗方案，以病人更好的恢复、更好的生活质量为宗旨，在临床上悉心探索、照料，帮助一位位患者度过最危险的时期。
1月29日，全国首例高龄新冠病毒肺炎感染患者经治疗顺利出院，这名78岁高龄患者正是由赵建平团队诊治的。
患者从1月初出现感染迹象到治愈出院，前后历经25天。期间，出现了呼吸困难、严重低氧血症等危重症状，还上了呼吸机。
“与病毒做抗争，心态很重要。”在总结自己战胜病毒的过程时，患者如是说。但是，患者不知道的是，为了让他保持良好的心态配合治疗，赵建平顶着巨大压力说了一个善意的谎言。
“从医学术语上来说，当时他肺部的片子显示两个肺都白了，情况非常危重。但是，看他感觉挺好，我们决定暂时不告诉他实际情况，只说通过治疗慢慢会好的。”没想到，帮患者消除担心，反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当时赵建平对同事说：“这是我一个多月来，最开心的一件事情。”老人家出院，也给了当时的临床界很大信心，“虽然会付出代价，但这场疾病是可以战胜的。”
三战三捷以国为家
“我们是国家队，最难攻克的地方，我们得率先冲上去。”武汉疫情“抢险”刚刚告一段落，4月11日，赵建平抵达牡丹江，作为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联防联控医疗专家组成员，参与绥芬河口岸输入性病例的救治工作。
“总结武汉的经验，在强有力地切断传播途径之外，还涉及很重要的传染病源收治方案。武汉初期因为床位不够，没有办法对这些被感染的病人，包括轻症病人，做到应收尽收。应收尽收，并不是轻症一定要治疗，最主要的是阻断传染源，不让他们在家庭中或是在就诊过程中传播。此外，尤其在重症救治上，我们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比如关口前移，会想很多办法让轻症病人不变成重症。”
不论是4月的牡丹江，还是6月的乌鲁木齐，赵建平半年奔走半个中国，带着武汉宝贵的抗疫经验，为祖国边疆守住了一份康宁。8月30日，当他从乌鲁木齐返回武汉，作为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专家组成员，他第三次与新冠肺炎正面交锋并最终取得胜利。
“尽全力减少患者转为重症、降低病亡率。”赵建平回顾，新疆的疫情与绥芬河、武汉比，多少有些不一样：在绥芬河，多为输入病例，患者多为年轻人，没有基础疾病；而在新疆，患者多为社区感染，年轻人、老年人都有，与武汉相似。但在武汉，患者是得病后才能住院，新疆真正做到了“关口前移”。采取的很多措施，非常到位，也非常及时，这才有效地把疫情扑灭。如及时地发现了首例病人，并且进行了相应的病人排查隔离，还有一些密接者的追踪；如乌鲁木齐进行了一些封城的措施，这样使患者互相之间传播的可能性大大地降低。当然，最重要的措施是在乌鲁木齐进行了全民核酸检测，把潜在的感染者都筛选出来，主动性强，所以疫情很快得到控制，并取得胜利。
“面对传染性疾病，永远是防比治更重要。”赵建平说，“中国的经验应该就是最成功的经验，实践已经证实这个经验是最有效的。传染病防治的一些关键措施，我们刚开始认识不足，但后来做到了。”
编辑：丁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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